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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安一中疫情防控校本教材之三】普及歷史知識 科學防疫戰“疫”

[日期:2020-03-07] 來源:  作者: [字體: ]
【編注】為堅定信心、科學防治、堅決打贏疫情防控阻擊戰,學校推出了疫情防控校本教材,希望同學們以戰斗在防控第一線的最美“逆行者”們為榜樣,樹立家國情懷,增強社會責任感,立志高遠,勇于擔當,用實際行動交上一份滿意答卷。

編者:安存誠    授課:安存誠

 

  中國古代習慣將疾病稱為“疾疫”,其中“疾”是普通的、一般不具傳染性的疾病,“疫”指流行性傳染病,這種分法符合現代醫學的觀點。世界衛生組織有關報告指出,危害人類健康最嚴重的疾病有48種,其中屬于傳染病的就有40種。相比而言,“疫”比“疾”更可怕,它每次大規模發生都會給人類造成嚴重災難,中國自商周時代起到近代,有文字記載的疫情頻頻發生,其中大疫至少有500次,多次出現“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悲慘景象。歷史上有關瘟疫的記載,主要散見于地方志、文集和傳統醫書,很少有專門的詳細歷史文獻和記載。

        一、離我們最近的城市案例------清朝的都城北京城

        北京作為國家都城所在,八方輻輳,人煙稠密,各地行旅絡繹不絕,歷史上飽受疾疫困擾。清初天下甫定,無暇顧及城市管理,順治年間幾乎每三四年就要發生一次瘟疫。

        康乾年間國力鼎盛,對城市公共衛生環境進行了嚴格管理,康熙年間由步軍統領監理京城內外大小溝渠,乾隆時期京城內外溝渠河道,每年定期修浚,保證潔凈深通。因此這一時期京師瘟疫相對較少。

在天花、霍亂等惡性傳染病暴發時,清政府采取了較為嚴格的隔離措施。《養吉齋叢錄》記載:“王師入燕之始,凡民間出痘者,移之四十里外,防傳染也”。

        為避免傳染病人流離失所無處安身,清政府在京城“東西南北,各定一村,令其聚處。有拋棄男女者,該管官嚴加責治”。

清后期隨著國勢衰落,京師公共衛生管理漸成虛設。承辦官員敷衍了事,監督官員中飽私囊。

        京師居民的不良生活習慣更加重了城市環境的臟亂,于是北京公共衛生環境一落千丈。

       日本人服部宇之吉記載:“愚蠢的下層居民在路上吃喝,在路上大小便;屠戶在路上殺豬宰羊;飲食店不顧一切地將臟物丟棄路上。即便上流社會,家里也是大多沒有廁所,夜間到街上隨地小便,本來黃土路上就有很多積水,再加上這些不潔之物,任何人都不會否認北京的道路全部不整潔也不方便”。

        形同虛設的公共衛生管理使京師疾疫呈現出暴發的趨勢。道光元年(1821年)霍亂蔓延,“京師至棺木賣盡,以席裹尸而葬”。光緒二十七(1901年)、二十八年(1902年)連續兩年霍亂流行。

        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北京每日因該病而死者達百余人。二十八年疫情較上年更為嚴重,孫寶瑄《忘山廬日記》記載“京師數日內疾疫甚盛,死人無算”。

        糟糕的衛生防疫狀況,不僅加劇了疫情的蔓延,也使得民眾和政府在面對西方嘲諷批評時沒有爭執辯駁的理由,陷入民族自卑心態中。

        西方列強一方面通過租界內外衛生狀況的強烈反差彰顯其制度的先進性和優越感,同時也以衛生防疫為借口干涉中國內政、擴大勢力范圍。

        于是近現代防疫制度的建設已經不單純是一個公共衛生問題,而成為事關保種保族、國家文明進步的大事。

      《東方雜志》刊載《衛生論》指出:“其國度愈文明,民族貴重,則衛生之法益精密;反是之,國必弱,民必劣……小之一身一家,受疾疫呻吟之苦;大之全國全種,蹈天演銷減之慘。”

        庚子事變(義和團運動)后,為挽救內憂外患的政權,清政府頒布變法上諭,著手實施新政。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設立巡警部,其中警保司下設衛生科,“掌考核醫學堂之設置,醫生之考驗給憑,并清道、檢疫計劃及審定一切衛生保健章程。”

        次年(1906年),巡警部改為民政部,衛生科升格為衛生司,由保健科、檢疫科和方術科三科組成,負責“檢醫防疫,建置病院”等事,成為中國近代中央衛生行政機構的雛形。

        在機構設置不斷發展的同時,衛生司、衛生處頒布了一系列章程,涉及街道清潔、種痘、預防等法規。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外城總廳巡警部頒布《預防時疫清潔規則》,內容涉及街巷衛生、水源保護、糞便處理等,街巷衛生方面規定:“各街巷不得堆積塵芥污穢煤灰及傾倒泔水與一切不潔之物”;水源管理上:“溝渠不準投棄芥土灰石糞溺及動物皮毛腸骨及其他貓鼠犬等死體”;尤其在市場管理上也有明確要求:“凡魚肉市場易生臭穢者,需隨時由該管廳監督掃除,并令用石灰水灑潑以消惡毒”。

        不過,1910年之前所建立的這一套防疫體系,更多的是對明治維新后日本衛生防疫體系的移植與模仿,未能涉及制度背后的知識體系,無論領導者還是具體執行者都不具備推行公共衛生的能力。

        京師警察廳衛生處處長沒有一個是醫學專業的;作為衛生制度實施直接行動者的基層巡警對公共衛生也知之不多,時人嘲諷巡警“無非是弄幾輛破土車,撮撮胡同的臟土敷衍了事,只顧眼前”。

        西方公共衛生專家蘭安生評價說:“頒布了一些衛生法規,并未采取真正技術性措施,嚴重違背衛生的原則”。

       宣統二年(1910年)年底,東北暴發肺型腺鼠疫,并沿京奉鐵路迅速向關內傳播,懸于虛空的北京近代衛生防疫制度開始真正接受考驗。

       1911年1月12日,京師出現了第一例鼠疫患者。奉天商人王桂林在京師三星客棧,染疫而死。由于缺乏必要的醫學知識,人們并不知道王桂林是染疫而死,因此,又感染了客棧的三名伙計。其中一人染病后送入協和醫院,被查出是因感染鼠疫而死,于是人們始知鼠疫由東北傳入京師。不久正陽門外西河沿、安定門內、外城棉花胡同等處也出現了鼠疫。

        為保障京師安全,此時清政府反應異常敏銳,迅速在永定門外設立了傳染病室及隔離病室。

        考慮到鼠疫“防范之法頭緒紛繁,一切診斷檢查尤須精通醫學人員相助”,民政部又奏請設立京師防疫事務局,“專司檢菌、捕鼠、診斷、檢驗、清潔、消毒、注射等事”。

        京師防疫事務局主要負責京師內外城防疫,為加強順天府所屬二十四州縣防疫事務,不久又成立了順天府檢疫局。

在清政府的計劃中,京師防疫事務局專為防疫而設,是一處臨時機構,“將來防疫事竣,即將該局裁撤”。考慮到“安保疫事之不再起,是非從衛生根本上著手,無以絕后患于將來”,為彌補沒有常設衛生防疫機構的缺陷,清政府幾乎在同時設立了中央衛生會,目的在于“促衛生行政之進步,庶人民皆知注意衛生,疫癘流行可不防而自止矣”。

        除專業防疫機構的設置外,為避免鼠疫蔓延,清政府還采取了不少激烈的防疫措施。為防止東北鼠疫進一步南下蔓延,起初清政府下令京奉火車由奉天至山海關二三等客車一律停止,僅開頭等上行客車。

        同時設立檢疫所,凡乘頭等客車乘客無分中外,均須在山海關查驗并留驗五日,經診察毫無染疫癥狀者,由醫生發給無疫執照始準入關,不久后頭等車亦被禁止,完全遮斷了京師與東北的陸路交通。

    對于關外運來的各種皮貨、鮮果菜蔬、棺木等均禁止入關。對經由西伯利亞所來郵件、各使館特別信件經消毒后方準進京。

      步軍統領衙門在京師各關廂外也加強了盤查,“如來自有疫地方之人,勒令先在關廂地面旅店住宿”,經檢驗無疫后方準入城。

在京師內部,民政部開始建立疫情報告制度,京師所屬地面人民患病者無論老幼、是否病故,均令報告該管警區,派醫查驗是否染疫。防疫局派醫官逐日檢查旅店、茶樓、飯館、市場等處。

        對于患疫者實行嚴格的隔離措施,凡發現患疫者立即送往養病室進行診治。患疫者家宅消毒后封閉七日或十日,其所在街巷遮斷交通七日,并對同街巷所住鋪戶家屋逐一檢查消毒。

        針對患急劇病或死亡者隱瞞不報、疫死擅自埋葬、拒不執行隔離、遮斷交通之處所私自出入、亂扔穢物或隨地便溺等行為,京師內外城巡警總廳專門制定了《防疫罰則》,對以上諸行為采取重罰。對于“以瓦礫穢物禽獸骸骨投擲道路或投入人家者”更加重一等處罰。

        值得一提的是,清末的這次鼠疫防治中,報刊媒體作為新興力量發揮了重要作用。

        《大公報》《申報》《順天時報》《東方雜志》等開辟專欄連續、集中對鼠疫進行相關報道,《順天時報》堅持刊登京師防疫局每日防疫事項報告。

對于政府采取的防疫措施、頒布的法令公告,各大報紙也及時進行了刊登,大力宣傳,使民眾詳細了解防疫政策,配合政府防疫。

        對于防疫知識,各大報紙也積極進行宣傳,民眾衛生觀念得以轉變,開始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樹立起公共衛生觀念。

        清末這次鼠疫在各方努力之下取得了良好的防控效果,從一月中旬發現首例染疫者,到二月中旬疫情逐漸緩和,三月中旬鼠疫已經被徹底肅清,總共歷時約兩個月,京師臨時防疫局防疫報告統計京師內外城死亡18人。

        防疫過程中各級防疫組織的設立及防疫法律法規的制定,使北京初步建立了公共衛生制度,也為近代防疫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堅實基礎。

二、民間醫學的創舉

        在與疫病作斗爭的過程中,人們發現可以通過有限度的主動感染方式,使人體對某種傳染病產生特異性免疫功能,從而避免疫病的發生。

        東漢王充在《論衡》中提出“夫治風用風,治熱用熱,治邊用密丹”,他將這種方法稱為“以類治之”,通俗一點兒說也就是以毒攻毒,這種治療思想在中國最早的醫學著作《黃帝內經》中就有闡述,《黃帝內經》認為治病要用“毒”藥,沒有“毒”性的藥治不好病。

        雖然古代的人們對疫病的認識還十分有限,難以從機理上全面揭示疫病并提出科學的防疫措施,但以毒攻毒的免疫觀仍然具有樸素的科學道理。

        這是因為,在人的身體中有一些先天性免疫功能,被歸結為人體的“非特異性免疫”,除此之外,還可以通過一定途徑得到“獲得性免疫”,它雖不是人類生來就有的,但通過感染某種病原體或接種該病原體的疫苗可以產生針對該種疫病的抗體,從而達到免疫功能。

        以毒攻毒的免疫觀是何時開始應用于實踐的?由于文字記載有限,這方面的早期臨床探索與應用情況已不得而知。

        最早的文字記載出現在東晉葛洪所著的《肘后方》中,該書又名《肘后備急方》,是中國第一部臨床急救手冊,主要記述了各種急性病癥及某些慢性病急性發作的治療方法,對天花、恙蟲病、腳氣病以及恙螨等的描述都屬首創。

        《肘后方》載有“治卒有猘犬凡所咬毒方”,也就是狂犬病的治療辦法,其中一個辦法是:“乃殺所咬之犬,取腦敷之,后不復發。”

        意思是,把咬人的狂犬殺了,把它的腦漿取出來敷在被咬的地方。這種方法是人們在長期實踐中總結出來的,為了不患上某種同樣的疫病,人們用搗碎、研磨等物理辦法把發病個體的組織、臟器等制成“藥物”,其作用相當于原始疫苗。

這種辦法雖然原始,卻有一定的科學道理。最早制造出現代意義上狂犬疫苗的是法國微生物學家巴斯德,他領導的研究小組在十九世紀末制備狂犬病疫苗時,一開始想采取體外培養的方式獲取狂犬病病毒,但都失敗了,最后發現在感染該病毒動物的腦組織和脊髓中存在大量病毒,于是設法將其接種到家兔的腦中,經過處理后制備出了狂犬病疫苗。

        在古代的各類傳染病中,天花是一種令人談虎色變的病種,它是由感染天花病毒后引起的,感染后會出現嚴重的寒戰、高熱、乏力、頭痛、四肢及腰背部酸痛等癥狀,皮膚上成批地依次出現斑疹、丘疹、皰疹、膿皰等,有較高的致死率。

在中國早期古籍中把天花稱為“虜瘡”,相傳它是由戰俘傳入中國的,最流行的說法是,東漢初年馬援“擊虜”,隨后天花開始大面積傳播,那次戰爭發生在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年(44年),馬援凱旋回朝后清查人數,發現近一半的將士并非死于征戰,而是死于“瘴疫”,通常認為這里的“瘴疫”主要指的就是天花。

        以后,天花又被稱為“豆瘡”或“痘瘡”,這是因為天花發病時會產生皰疹、膿皰,痊愈后會留下瘢痕。天花不斷發威,一直到明清時代仍然是致死率極高的流行性疫病。明代醫學著作《痘疹世醫心法》記載:“嘉靖甲午年(1534年)春,痘毒流行,病死者十之八九。”

         為了應對天花肆虐,人們進行了艱辛的探索。葛洪在《肘后方》中就記錄了兩個治病藥方,其一是:用上好的蜂蜜涂抹全身,或者用蜂蜜煮升麻,大量飲用。另一個方法是:用水煮升麻,用綿蘸著涂抹瘡面,如果用酒浸漬升麻更好,但會劇痛難忍。

  但是,天花作為烈性傳染疾病,注射疫苗才是最好的方法。中國古代醫學有以毒攻毒的傳統,也有在狂犬病、傷寒病等方面類似疫苗方法進行治療的實踐,針對天花,人們逐漸探索出了接種“人痘”來阻止其傳染的手段。

        所謂“人痘”,就是用人所感染的天花病毒為材料,主動地讓未感染的人接觸這種毒素,以達到產生天花病毒抗原體的目的。

        這種方法最早較為簡單,主要有“痘衣法”(取天花患兒的貼身內衣給沒有患過天花的孩子穿上幾天)和“痘漿法”(在天花患者瘡口處用棉花蘸膿水等所謂“痘漿”塞入被接種者的鼻孔里)兩種方法,雖然容易操作,但成功率不高,于是人們進行了改進,又發明了“旱苗法”,將天花結的痂取下,研成細末,用一個彎曲的管子吹入被接種者的鼻孔。

        但這種辦法也有缺陷,“旱苗”進入鼻腔后往往會刺激鼻黏膜,使鼻腔內的分泌物增多,造成接種失敗。

        于是人們又進行了改進,發明了“水苗法”,將痘痂研為細末,用凈水或人乳調勻,把干凈的棉花攤成薄片,用棉花裹著被調好的痘苗,團成棗核狀,用線拴著塞入鼻孔中,12小時后取出。這種方法的成功概率更高,是古人總結出來接種“人痘”效果最好的方法。

        “人痘”接種法很早就在中國開始了應用,清代醫學著作《牛痘新書》認為:“自唐開元間,江南趙氏,始傳鼻苗種痘之法。”在孫思邈《千金要方》中也有“取患瘡人瘡中汁黃膿敷之”這樣的治療方法記載。

不過,由于相關記載較為簡略,所以也有人認為“人痘”接種法誕生于宋朝。還有一些學者認為,明代隆慶年間寧國府太平縣天花流行,當地的醫師們用“人痘”接種法進行防疫,這才是人類歷史上最早將“人痘”接種法大規模應用于臨床治療的標志。

        即便認為“人痘”接種法成熟運用于臨床實踐是在十六世紀明朝中葉,那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這種辦法拯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清代另一部醫學著作《種痘新書》記載:“種痘者八九千人,其莫救者二三十耳。”

        法國哲學家伏爾泰曾在《哲學通訊》中專門稱贊過中國人的這種偉大創造:“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最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

三、古代人的健康觀

         怎樣認識健康的本質?健康的標準是什么?這是人們在探求健康之道時必須回答的又一個重要問題。

        健、康二字,分別見于殷商時代。“健”字偏重于指精神和意志的堅強,《易經》里“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這句話,就是說的這個意思。“康”字初見于《尚書?洪范》:“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兇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壽、康與疾、弱對舉,可見“康”字的意思偏重于指身體的健康無疾,非常接近于今天“健康”一詞的含義。

古人認為氣也是健康的本質和基礎。陰陽二氣在人體內外不停地流動運行、人體內陰陽二氣的平衡與和諧,就是健康狀態的基本表現形式,也是健康長壽的基本要求。具體說來,體現為和、動、度三個字。

(一)論“和”

        孔子說:“禮之用,和為貴。”中和是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核心范疇,對于中國文化有非常深廣的影響,也同樣為歷代醫家及養生家所推崇,如董仲舒就說過這樣的話:“能以中和養生其身者,其壽極命。”不能做到“和”,還會危及生命:“反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

        “和”就是指不偏離常態,不過分。春秋時醫和論病因時說:“天有六氣,......淫生六疾。......過則為災。”“和”又有平正的意思。《管子?白心》說:“和者,天地之正也,陰陽之平也,其氣最,良匆之所生也。”總而言之,“和”意味著陰陽二氣的調和、流通,正如《莊子》所說的:“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成玄英解釋這段話的意思是:“陰升陽降,二氣調和,故施生萬物。”“和”的狀態是通過陰陽二氣的流動、運行、升降而實現的。

         把“和”即健康這一看法發揮得最清楚的還得數《黃帝內經》。《內經》把人體內部的陰陽平衡看作是健康的基礎;一旦平衡被打破,健康也就同時被破壞了。《內經》中說:“陰平陽秘,精神乃治;陰陽離決,精氣乃絕。”“陽注于陰,陰滿于外;陰陽勻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名日平人(按即健康無病之人)。”如果“陰陽相傾”,那就會使“氣亂于衛,血逆于經,血氣離居”,偏離了“和”的狀態,健康也就失去了。

(二)論“動”

       天地之氣在不斷地運行流動,人自身新陳代謝的生命活動也在不斷地進行著,因此,陰陽之氣也就在人體內時、因地、因氣象的變化而變化。陰陽的平衡和調和狀態也就不能不時時有受到擾動乃至破壞。《內經》把“氣”的這種運動歸納為“升、降、出、入”四種形式:“升、降、出、入,無器不有。” 所以,古人主張在動態中把握平衡、進而實現中和的狀態。

        董仲舒就這樣說:“凡養生者,莫精于氣。是故男女體其盛,臭味取其勝,居處就其和,勞佚居其中,寒暖無失適,饑飽無過平,欲惡度其理,動靜順性命,憂懼反之正。此中,和常在乎其身,謂之大得天地泰。大得天地泰者,其壽引而長;不得天地泰者,其傷而短。”

    (三)論“度”

        動態平衡的關鍵是把握“度”,即把握事物發展變化以及自身因應變化的最佳程度。格守中道的孔子早就認識到了度的重要性,所以他說:“過猶不及。”似乎孔子也已經注意到了“度”與養生長壽之間的聯系,《論語》中記載:“魯哀公問于孔子:‘有智者壽乎?’孔子曰:‘然。人有三命而非命也者,人自取之夫寢處不時,飲食不節,佚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孔子所說的時、節、度,都是限度、程度的意思。

        大體上說,古人對于如何把握“度”有三種不同的態度:

以儒家以及《管子》為代表的一派,強調“過猶不及”,主張通過控制自己不要逾越規矩來達到保持“中和”的狀態。例如,《管子?內業》說:“不以物亂官不以官亂心,是謂中得......正心在中,萬物得度。”《荀子》也說:“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不由,則觸陷生疾。”用“禮”來規范自己的飲食起居,就會達到“度”的理想境界(“和節”),否則就會發生疾病,危及健康。

        道家以及后來的道教則主張清靜無為、順天法道,自然而然地達到符合自然規律的結果。在他們看來,“度”實際上就是作為天地萬物本原的“道”的自然狀態。“道”是自在無為的只有自然無為才能實現適其“度”。《老子》里講得很清楚:“夫物蕓蕓,各復歸其根。歸根曰靜,是日復命。復命日常,知常日明。不知常妄,妄作,兇;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在這段話里,“常”也就是“度”的意思。《韓非子?解老》對此解釋得比較透徹:“故視強則目不明,聽甚則耳不聰,總慮過度則智識亂......所謂治人則,適動靜之節,省思慮之費也。”顯然 這是一種順應自然的態度。

     《呂代春秋》以及古代醫生們則大多主張積極地去認識世界,認識規律,從而達到知度守節、應時而動的境地:“天生生人而使有貪有欲,欲有情,情有節。圣人修節以止欲,故不過行其情也。”同書 <盡數>篇里又說“圣人察陰陽之宜,辨萬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壽得長也。”這里的“宜”和“利”都包含有“度”的成分在內。《內經·素問· 運行大論》在討論病理病因時,就有這樣的話:“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漢末三國時神醫華佗則進一步把 “度”解釋成人體運動的“度”這就使他比別人更加接近事物的本質了:“人體欲得勞動,但不當使極爾。”“不當使極”就是“不要過度”的意思,華佗還具體提出了因人而異掌握“度”的標準,即活動到“怡而汗出”的地步。

        總而言之,按照傳統的看法,人、社會、自然是一個統一的和諧整體,它們之間存在著普遍的復雜聯系。這種統一的基礎是“氣”,它們之問的聯系 也是通過“氣”的運行流動變化來實現的。人們為了實現健康長壽的目的而進行的種種活動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實現和保持這種和諧統一的狀態。從本質上看這種和諧統一的狀態也就是陰陽和諧平衡,這種和諧和平衡就是生命常態即健康的本質和標準,也是長壽的本質;所謂通過養生而達到長壽也就是用各種方法使失調的陰陽不斷復歸平衡 盡可能維持人體的陰陽平衡狀態。正是在這種認識之下,形成了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長壽養生方法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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